本文由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林毅夫教授从教三十年《我与林毅夫老师》征文活动中选出。本文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5年6月起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中为林毅夫教授，右二为黄益平教授）

1987年7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毕业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单位不坐班，平时人不多。有一次去阅览室，我看到一个理着小平头的人在翻期刊，就聊了几句。我说我是新来的，他说他也是新来的，并问我在哪个研究室。我说我在市场分析室，礼貌起见，我也问他在哪个室，他说他是副所长。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林毅夫教授，我们年轻一些的同事都习惯称他老林。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不过在发展所期间我跟老林的直接接触很少，见面主要是全所开会的时候。记得所里年轻人曾经组织过几次活动，请老林帮助练英文口语。印象中我就参加过一次，我的口语底子不好，而且当时出差非常多。

1988年下半年，有一次开会所长陈锡文说有几个出国的名额，但会优先考虑三十岁以上的研究人员，毕竟年轻人还会有更多的机会。我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合理，况且当时我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不过有一次我从河南新乡出差回到北京，室主任高小蒙让我到老林的办公室去一下。老林问我愿不愿意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习？我没有思想准备，就问学校是在墨尔本还是在悉尼？他说在堪培拉。回来我跟小蒙说我的口语恐怕适应不了，能否让我先到外国语学院强化三个月？他一听就笑了，说哪有时间啊，新乡试验区的工作根本忙不过来。你都要去澳洲了，就直接去那儿强化吧。就这样，我去了澳洲。

不久之后，我导师郜若素教授邀请老林每年到国立大学做三个月的访问教授，这样我跟老林的交道就多了起来。通常我都会去机场接送，到了周末我们也会和中国同学们一起吃吃饭、外面转转。有时候吃完晚饭，老林说我请大家去跳舞吧。我们一大帮人就跟着他到市中心的一个舞厅蹦迪，出一身汗各自回家，感觉更像是锻炼了一会儿身体。

那段时间，老林在学术上也给了我很多指导。只要他在，导师每次跟我讨论论文都会邀请他一起参加，所以我也可以算是老林没拜过师的学生吧。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反对一碰到一个现象就直接试图以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而是主张以“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去解释所遇到的事情，弄清楚谁是这个现象中的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用的资源和面临的约束条件，有多少可能的选择方案。这样来解释所遇到的事情。这样得到的解释可能跟现有的理论的解释一样，也可能跟现有的理论的解释不一样，如果不一样则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理论。

还有一次他给我看一篇他的论文，是利用湖南几百户稻农的调查数据做的实证分析。但他的立论是利用这个案例分析自由市场形成初期的一些行为与特征，这样就把一个湖南农民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确实大开我的眼界，后来每次讨论新的研究课题，我都会想到那篇文章。

1993年，我正在完成博士论文，老林在北大筹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问我要不要回来一起加入，他说你若现在回来，就可以做北大老师了，以后再想进北大可能就不容易了。不过当时导师为我提供了一个研究员的工作，他说直接回北大也行，先在国外积累一些发表也行，让我自己选择。我就没有马上回国。2014年二十周年院庆那天，维迎抱着一大摞当年筹备时的原始资料对我说，你看你的名字在这上面。老林当年的预言显然是对的，现在国外大学博士毕业想进北大，需要面对很多的竞争。

2008年10月，我在香港投行工作。当时美国次债危机正在快速蔓延，金融市场的环境显著恶化，我考虑提前回归学术界。我给老林打了个电话，当时他已经就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比较巧，打电话那天他正好在北京参加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挂牌仪式。他说那就赶紧回来跟周其仁院长谈谈吧。就这样，我在2009年上半年正式加盟朗润园。

在朗润园工作这几年，日常的交道就多了一些。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他真的完全不干预现任班子的工作，但是只要院里需要他支持，从接待客人到发表演讲，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两年我张罗“朗润?格政”系列活动，经常需要老林出场，他也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您这也答应得太快了吧，他说既然你提出来了，我还能说不行吗。记得有一次他说实在没有内容可讲，就来当听众吧。那天下午从开始到结束，他一直坐在前排听演讲。

2016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老林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问题发生了争论。我就想既然都是一个园子里的同事，与其隔空交火，不如坐下来面对面地讨论一次。我一提出来，两位都同意了，而且都很配合。尤其是老林，一开始我们打算做闭门研讨，他说没问题。后来其仁和姚洋建议公开辩论，他说可以。协调的时候，因为考虑到有直播，大家觉得可能不用演示文稿效果更好一些，他没意见。结果开场前维迎说他要用演示文稿，老林也没说什么，趁中午吃饭时间赶紧准备了一个演示文稿来参加会议。那次辩论，不仅学术界很关注，网上直播吸引了五、六十万的观众，也算是开了一次历史先河。

但说实话，跟老林认识三十年，有一个困难我一直没能克服，就是不知道如何跟他聊天，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聊天的人。平常问题不大，有事说事，没事走人。但有的时候会有问题，比如我跟他出差，在火车或者飞机上挨着坐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当然，习惯了也就没事了，寒暄两句之后各自干活，老林多半是在飞机上看书，我通常会写短评文章，互不干扰。

但如果我说老林不会聊天，可能会有人不同意，关键还是看你会不会找话题。2015年的一天，我下午上课，晚上约了一位朋友一起吃晚饭。上完课回到办公室，我看离朋友来找我还有十几分钟，想起那天正好是老林的生日，就想抽这个空档去跟他打个招呼。刚寒暄几句，一不小心提到了有为政府，我说我其实赞成有为政府的提法，因为确实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他一听，当即就从书桌前站了起来，一边示意我到长沙发上坐下，一边说我的思路还是第二代发展经济学，而他在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则是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这头一开，就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对于老林的说服能力，相信朗润园老同事们的感受更加深刻。从二十五年前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到今天倡导新结构经济学，感觉他好像一直都在传道。有的时候质疑声、反对声很大，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友好的挑战，我个人对他的一些理念也是有赞同、有疑问的。但我们所看到的永远是那个标志性的林式风度：温文尔雅、以理服人、坚定不拔。就说新结构经济学这套理念吧，我应该已经听了有好几十遍了。有时候我会经不住地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几年老林广发英雄帖，招贤纳士，也许很快就会有七十二人的团队了吧？他不停地游走亚、非、欧列国宣传新结构经济学思想，所覆盖的区域已远非春秋战国可比，据说在埃塞俄比亚和波兰等国已经形成了忠实的粉丝团。

当然，老林跟孔夫子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孔夫子对食物的要求比较高，肉要细细地切成块。而老林似乎对食物很随意，在办公室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靠盒饭解决问题。有时候有事情找他，想约个时间。他的秘书常常会说，林老师的日程实在排得太满了，要不您中午来办公室跟他一起吃盒饭吧？在老林的概念中，这大概就算是工作宴请了吧。

从二十几年前写《中国的奇迹》开始，老林一直坚信中国有维持多年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条件。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公众习惯性地将他划入“乐观派”的阵营。但老林自己并不认可这样的贴标签，认为自己应该属于“客观派”。乐观还是客观，这显然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当然也看跟谁比，但相信不会有谁怀疑老林的理论自信。2017年3月中，“朗润?格政”组织了一次“两会”解读会，那天老林白天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晚上赶回学校参加活动。演讲之后，主持人马洪涛问老林：“有人认为特朗普不会成为另一个让美国经济复苏的克林顿，你是否赞同这种看法？”“那也不一定，如果他执行我在刚才的讲演中倡议的政策，就会成为另一个克林顿。”老林笑着回答。